文章以条件下的金融加速器和考虑国际因素的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选取24个主要经济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了2001年发源于美国互联网危机、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发源于法国等欧元区国家的欧债危机及2013年发源于俄罗斯等国的新兴市场危机共四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预期传导和政策共振。
文章指出，预期传导和政策共振在四次危机中总体显著。受不同经济体金融市场程度、稳健性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传导效率有所不同，危机发源地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也有影响。
具体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金融条件变化，金融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传统泰勒规则应进行一定修正。货币政策除了考虑传统的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外，还应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
另外，宏观经济预期传导的分析显示，国际金融危机中存在明显的宏观经济预期传导，跨国经营与全球分工导致不同经济体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预期在危机中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国际贸易对美元融资的依赖性高于其他货币，也使得各经济体对于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更为，放大了美国作为危机发源地经济体时对其他经济体的预期传导。
“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管理的经济体货币政策性相对较强，受其他经济体影响有限。”文章指出，前两次危机期间，美国政策缺口会显著影响部分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欧美经济体）的政策缺口。后两次危机期间，由于危机发源地经济体不是美国，危机发源地经济体在发生危机期间的经济周期可能与美国不同，加之部分经济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银行间拆借利率等价格型指标难以很好地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立场，各经济体间货币政策共振程度有所减弱。
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一是要加强预期管理。注重稳预期，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及时回应关切，消除市场疑虑，避免市场出现过度波动。加快对预期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完善营商，增强企业家信心，为稳定预期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保持与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密切沟通。既了解其他经济体经济金融的最新进展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意图和考虑，充分评估对本国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及时解释本国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的考虑因素，促进其他经济体央行对本国的了解并将本国因素纳入其决策函数中。
三是注意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平衡。以我为主，兼顾外部均衡，把握好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和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三方面的平衡。
四是继续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大都采用以价格型为主的调控框架，推动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有利于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沟通和协调，提高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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