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实用色彩的美国经验学派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过程和效果的分析上，但是他们的研究无法正确资本主义制度与大众的关系。他们直接或间接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引起了另外一种研究径——源自欧洲的研究的兴起。活跃在舞台上的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两者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本文通过对两个学派发展历史、研究内容、交融过程等方面的梳理，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三个时期关系进行探讨。
在政治经济学初创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大众活动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宏观的与社会的关系，即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从媒介机构与社会政治经济机构的相互作用角度出发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解活动，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经济现象，特别是关注的问题。
早期的代表作有斯迈思的《论政治经济学》等著作。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国家政治相对宽松，政治经济学有了大量现实课题而蓬勃发展起来，代表作有席勒的《大众与美国》，加纳姆的《大众政治经济学》等。
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他们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以及大众对文本的解读。他们主要分析、包括文体在内的文化中的阶级、性别、民族等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
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都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二者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述，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的基础之上的观点。
他们认为不是一个中立者并且也不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代表，制度的导致资本的倾斜并作为一个阶级系统存在。他们在阶级社会里占地位的主流思想对大众进行思想上的，而大众传媒成了一种宣传手段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希望通过从思想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的从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界限，最终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的目的。
由于以上方面，加之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主流学派的上，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保持了一种和平共处甚至共同对抗经验主义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经济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主要研究大众业的生产、流通、消费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又是如何来影响大众业的。而文化研究在经历随着文本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而细化意识形态以及与被概念从针对阶级扩大到了包括种族和性别两次转向后，二者研究中心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在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文化研究”会议之后出版的文集宣告两者关系的彻底破裂。自此，二者进入了互相和对抗的时期。
1.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他们强调经济力量对大众活动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对媒介组织的考察、研究媒介生产来论证媒介私有权极大影响大众以及由此给利益、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这种抽象系统所。同时，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思考文化背后的经济动力问题，如加纳姆文化研究过于文化研究，而不注重政治经济学。物质产品之所以具有地位只是因为劳动活动的盈余使得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可以被继续从事，因此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物理再生产的需求的盈余越大，上层建筑的性也就越强，上层建筑体系中可能的变量及差异也就越大，提供物质生产的模式是为了必要的盈余。在这一意义上，上层建筑/文化知识处于次要地位，并且是附属品。
然而，文化研究认为政治经济学为简化主义、经济决。认为政治经济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经济当作最终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把生产简化为雇佣劳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雇佣的制度，除了阶级矛盾没有其他矛盾。文化研究自身不政治经济学本身——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一直是他们的研究中心，而是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家实践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他们认为自身避免对于经济进行具体的关注，部分是因为害怕重新回到简化模式。此外，他们也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受制于经济决。
2.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假定所有处于被地位的群体的文化实践与结构相冲突，因此对民粹主义、大众文化采取了无的态度，放弃了的任务。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每一种经济都是一个时间经济。他们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物质约束条件对个人直接产生作用的情况。文化再生产要被物质拥有者所掌管，劳动者也要把自己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们的劳动时间也由资本家所决定。
文化研究文化精英主义工人阶级文化思想。文化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和大众的社会经验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文化就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被动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的积极主体。文化研究假设人们是文化上的被操控者，被媒介或者资本主义所操控。同时，文化研究积极推动通俗文化研究化和开展对文化制品的研究，这就使它转向对通俗文化的研究，从而远离了“高雅”文化。
3.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关系，尤其是关系。政治经济学把其分析的逻辑起点根植于结构中，在他们的眼里不仅是实现利益的手段，更是一种控制社会的工具。他们强调结构形式的重要性，致力于描述和分析影响商品生产、分配、交换的结构形式，并倾向于关注作为商品的媒介内容和媒介受众。政治经济学认为媒介不是唯一的关注对象，它只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中发挥着能动作用。
他们文化研究的思——声称附属的形式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实践导致了对于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产品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了对休闲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文化实践的过度关注。这在政治上导致了主义的人们意识形态工具是围绕着一个劝说人们把自己看作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努力而塑造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
文化研究假设，人们是文化上的被操控者，被媒介或者资本主义所操控。但是它并不否认人们在有些时候会被操控或。文化研究相信文化至关重要，而且不能够被简单地当成地位的资本家的面前的透明形象。文化研究强调了复杂性和矛盾性，不仅仅是在文化当中，而且是在和人、文化以及的关系之中。
文化研究政治经济把意识形态降低为经济基础，忽视人的主动性。认为经济基础虽然可在最终状况下优先决定其他的社会活动，但各社会层面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对自主性，经济基础并不可能天生具有机械化的决定力量。例如霍尔认为媒介主要是通过文字、语言、信息等符号来传递信息的，而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符号组织到一起传达某种意义，由于没有硬性，所以的工作有一定限度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也是一种半自主，虽然从业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习惯组织符号，但是也需要考虑现有构架和社会结构。媒介文本是的，受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但可以进行文本的解读，从而参与构建文本意义。费斯克也认为受众才是真正意义的生产者，才是文化素材的者。“作品只有在阅读时才成为文本”。文化研究不仅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性，还肯定了受众的主体地位，进而认为大众与文化生产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被完全控制的。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的能动力量，大众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是在阶级的努力控制和被阶级极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者不能控制文化产品的生产，可以控制它的消费。
在我们充分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后，我们认为文化研究可以为政治经济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虽然文化研究没有忽略的作用，但是也没有把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们认为存在于个人主体性、认同、集体行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中。文化研究对于现实的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仅仅局限在文本与话语的建构，没有从与政治领域的连接的角度进行研究。
近几年来，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学派，经过几十年的论战，双方之间都已经有所缓和。他们也意识到，由于双方的研究领域不同，所持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双方的学者虽然在论战时互相，但也表达了融合和借鉴的想法。例如，加纳姆提出重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桥梁。政治经济学主张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文本的内部，而且也要研究文本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文化研究的微观视角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可以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有效地解释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政治学。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研究只注重文化消费而忽略文化生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生产方式对文化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文化研究应适当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研究效果。而政治经济学也应该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修正自身不足，不能片面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忽略人的主体性，尽量避免陷入简化主义和经济决的泥潭中。停止互相，转而互相借鉴，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向事业成功推进迈出的重要一步。
南京大公祭习谈公祭日李克强亚欧行无人机闯空中禁区呼格案再审结果不动产登记西部冰川萎缩股市年末躁动小年火车票今日开售幼儿园危房倒塌聂树斌案3大疑问东三省人口流出习公祭日讲话李克强谈吃空饷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二生肖排列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