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前在时代它有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任务，今天的任务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第一要务。
有人问笔者属于哪个派，我说我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在现今世界上，你可以说你是个国际，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明白中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阶段的学者，你必须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可以说是个宿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党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做的那些事情是和这个目标高度一致的。那时候说的很直白，落后就要，如果我们再不发展，我们就有被球籍的。对来说是很实在的，中国能不能发展?不发展就要落后，这是最简单的事情。这种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是激励一个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方法。北大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说两步走，两个百年，其实也是一样的。第一个百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中国应该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现代国家。第一个百年应该是中高收入的强国，我们到2020年应该实现这个目标，在未来的2049年，我们应该成为高收入的强国。届时中国P总量将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恢复到我们历史最高点上去，就是1830年左右，我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是中国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是第一个政治发展动力。
第二个政治发展动力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没有公有制就不叫社会主义，我觉得这是手段和目的了。我们先应该认清楚目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如果你的手段和这个目标是不相融的，你的手段应该改变。这是早就给我们确立的思想。以前我们先谈手段，姓社姓资，先把它分清楚，不管目的。说你先别讨论手段问题，我们先把目的搞清楚。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发展，你就要被球籍。先把这个目的搞清楚，然后我们看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采用什么手段。
如果认可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边，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手段，那有可能公有制未必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比方说现在这些国有企业产出只占到P的三分之一，但是它从银行得到的信贷仍然在60% 、70%，这显然是不对称的。它占用大量的资金，产出效率却很低，这显然不利于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手段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追求。
第三个政治发展动力是效率。中国是个赶超国家，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有效率，要是没有效率，赶超就无从谈起。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讲效率，结果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在1978年之后，我们把效率摆在很高的上，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口号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当然现在应该是公平和效率携手并进的时代，但是效率仍然是重要的。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能社会的效率，它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没办法长期持续。这大概是中国政治的发展的第三个主要的动力。
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中国于1921年成立，在当时，中国与孙中山改组的都属于性的政党，都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政党，都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殖民的色彩。尽管两个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这一点上有分歧，但反封建、反殖民的目标是一致的。
1978年之后，党的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以前是个党，但在1978年之后，它已经形成一个体制，我们国家的体制应该叫“中国体制”。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担当的是“君主制”的角色;人民代表大会是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体制”是恰当的。
我们的体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来掌握国家的决策，包括法律的制定，官员的选拔等。如果这么去理解中国体制，就不要去问党大还是法大，党制定法律，那自然是党大。就像在问是议会大还是法大，自然是议会大，议会制订法律。从制订法律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是党大。但是，一旦法律制订下来，所有的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工作，包括的议会也是，它制定了法律，它自己的这些议员也必须在法律管辖下面来行动。我们也是这样，党制订法律，包括党的领导干部和必须是在法律的管辖下面来活动。这是没有矛盾的。
但是，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转型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事实上，我们党从2002年提出“”之后，这个转型就已经在发生，但是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这个转型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从党转变成中国体制，中国需要适应中国体制，这是一个巨大转变。以前党在战争年代有敌人，是有的，但在建设年代你继续寻找，就像前三十年我们在不停寻找，结果发现它引起巨大的混乱。之后放弃了寻找这种做法，但是没有形成新体制如何运转的理论，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套新的“道统”。要把自己这个体制说明白，这个是我们没有做到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19世纪的学说，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观察所产生的学说。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目前，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体制是全民的体制，它不应该有，我们主要的矛盾都应该是。所以，我们的转型面临着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转型，就是如何回归传统的问题。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中国最根本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习总反复强调的党的最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界上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经济成功不代表文化上的成功。日本曾经是世界第二，但是它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自己的根基，所以它最终被边缘化了。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几千年绵延不绝。如何回归这些传统?如何使其成为我们今天中国体制的资源?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中国体制是对中国传统体制的延续。比如，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延续;我们都抱怨现在的行政力量太大，但这也是“古已有之”，行政历来就很大。我们的官员选拔讲究能力，这也是古代留下来的遗产。上升到哲学层面，所确立的务实主义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实践层面，党已经在回归传统了，我们需要的是在“道统”层面把党在实践中所做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
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糟粕，但是的传统文化里也有很多糟粕，只不过它经过了几百年的扬弃，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摒弃了一些糟粕的东西。比如说，当代人在谈论教的时候，都是在谈论教如何美好，谁也不会去说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体制有多么的，现在人没人去写那些。如果从公元300、400年算起，中世纪的一千多年是的时代，但一般人不会去说它。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发扬光大。
笔者对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集体舞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和”字。张艺谋非常了解中国文化。“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个“和”字，可以引申出来很多东西。在当今世界，美国的外交基本上还是沿着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那套理论，即寻找自己的敌人。施密特的理论带有强烈的19世纪的色彩，那时就是到处寻找敌人。美国的对外关系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所谓的，另一方面也有非常现实的这一部分。但是它的核心没有变，它要分清敌我关系。中国不寻找敌人，我们和而不同，我们是与现代思想那部分比较进步的思想相通的。
中国的体制应该是个“混合体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体制”，不是纯粹的“君主体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贵族体制”。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三大体制，君主、贵族以及制度。我们发现制度走到今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从精英逐渐过渡到大众，它的运转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从历史和理论双重角度看，最好的体制恐怕还是混合体制，既要有的成分，又要有君主的成分，还要有贵族的成分。
对于当代中国的体制，党的任务应该是完善自己的“混合体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混合体制。党制定法律并选拔官员，所以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君主”的角色。君主制好的一面是效率很高，因为是一个人来做决策。而制的好处就是让这个体制能知道老百姓想什么，并且让老百姓有一种参与感。这对现代社会是很重要的，老百姓感觉在，才会赋予这个体制性。相比之下，贵族制的好处是，你有一群人，他们衣食无忧，可以想一些长远的事情，所以他们会一些原则。在我们古代社会，他们就是那些士。
中国古代的体制，的成分很少——当然，全世界在那个年代都基本上没有的体制——但中国的优势在哪里?中国有君主，但是也有一群士——这群士其实就相当于贵族，他们还不是那种世袭的贵族，他们是靠自己的表现争取来的，要通过科举考试争来名分——然后就有了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它“道统”的东西，它对于皇权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峰，即唐、宋时期，这更加明显，那时君主的受到宰相极大的约束。这些士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社会稳定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情形变得更加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协应该起到这个作用;另外一方面，知识也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如何去完善“混合体制”，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
首先，需要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把党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作用写进我们的《》。《》需要恢复“五四”的设计，会有提名主要人选的。而且，党还应当拥有在这些上的一定程度的否决权。我们应该把这条重新写回，然后把更多的内容写人《》。比如说，对重大立法由会提出立法，还有党对国务院
部门不光有总理的提名权，还应该有副总理、国务委员甚至是各部部长的提名权。然后各级都应该是这样，党委有提名的，直接写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然后也明确群众的提名权。但是，这些在现存的《》里面都没有，所以我们做的和我们成文的《》是有差距的。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失去了权威，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去实施;另一方面，我们党做的那些事情又没有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统一起来，之后我们就好去做其它事情。因为把党的《》作用确定下来后，剩下的任务就是政治的建设，就是实施《》。
其次，代表选举公开透明。代表是逐级选举的，这个短期内不用变。有些人说我们要政治就要直接选举。但是直接选举也未必是最好的。欧洲的议会政治其实比美国总统制要稳定得多，、英国的这种议会政治，首先必须要回到当选议员，当选议员之后，推选出党来，然后就自然产生首相了。其实它这个政治更稳定。我们的逐级选举也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政治。只要我们实施《》，我们的就实现了。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的基层选举能不能公开、透明。在这方面也应该明确党有提名候选人的，比如一个里选一个代表，党可以提名一到两位候选人，然后允许候选人参加。这是基层选举，即县区的选举。代表的选举应该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这样我们的就会做得更好。完善制度的最根本性的措施是代表通过公开和的程序由选举产生;为了保障党的领导，《》可以赋予党提名一定比例的代表的。
第三，为了更好地完善政协对党的监督功能，各级政协应该缩小规模。人民政协在我国的“混合政体”中承担的是类似“贵族制”的功能，代表的是社会精英这一群体。既然是社会精英，那规模就应该小一些，找愿意做事情、关注、也明白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为此，政协委员年龄应该在40岁以上。目前政协规模过于庞大，委员的参政素质良芬不齐。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缩小规模、提高委员的参政素质是必要的。必须要把这些法律化、程序化。另一方面，为了政协制度的严肃性，政协委员的提名应该由党来完成，但须经过投票通过。美国的九个大都是总统指定的，但需要经过同意。那我们的政协委员是不是也可以由党委指定，通过投票通过。
总之，我们需要完善《》，实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党与国家、党与之间的制度性确信。党的如果将其变成程序化的制度，出野心家的机会就会大大下降，因为就要改变程序，但这是不容易的。所谓，其实跟是高度相关的，不能把它割裂开。中国获得了的基础之后，中国的执政地位就获得一个确信;另一方面，中国体制有了《》的保障，全国人民也会对这个体制更加有信心。如此，党和国家之间、党和社会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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