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让更多朋友系统了解桐庐的历史文化脉络与内涵，增强本地域历史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根据本人提纲和多年多场讲课，特将此课提纲整理成文，以求教于方家。
2000年5月，在当时的桐庐县印渚镇（今属分水镇）延村一个山洞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头盖骨化石，经检测，此头盖骨化石距今约一万年左右。
这一考古发现，让桐庐的文明史提前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意义非凡：延村洞人类头骨化石的出土，是浙江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古人类考古发现。填补了浙江人类历史从5万年前的建德人到7000年前河姆渡人之间的历史空白，对研究浙江的人类发展乃至我国人类发展与演化有重要意义。
二是桐庐境内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方家洲和小青龙遗址的发现发掘，掀开了桐庐史前文明的辉煌篇章。
方家洲遗址位于桐庐县瑶琳镇潘联村分水江畔的沙洲台地上，是2010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重大。“方家洲遗址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第一处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加工场，对于当时的石器生产过程研究，如人类行为特点、技术差别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方家洲遗址还入选《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成为该书收录的2010年全国各地的地下文物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遗址发掘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间，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遗址群。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漆木器等各类遗物200余件。据专家介绍：“小青龙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晚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4200年左右。它的发掘是浙西南地区良渚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拓展了良渚文化研究的空间格局，为我们了解钱塘江中上游山地丘陵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手工业技术水平、聚落形态及这一地区与东部平原地区乃至更广大的周边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都提供了全新而又宝贵的资料。”
方家洲遗址和小青龙遗址的考古发掘，大大丰富和提升了桐庐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和质量，让桐庐悠久的历史锦上添花。
位于横村镇柳岩村的大麦凸遗址。发现发掘于1993年。此遗址是桐庐境内分水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距今5300至4500年左右，是浙西地区良渚文化时期高等级聚落遗址的首次发现。
位于钟山乡城下村城堂岗岗顶上的城堂岗遗址。距今4400-4200年。它的发掘扩展了对钱山漾文化地理分布的认识，为研究钱塘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材料。
位于横村镇后岭村陈相岭自然村的石家前山遗址。此遗址为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新发现，确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旧县街道旧县村磨凸上自然村的王同山-门前山遗址。此遗址为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新发现，同样确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桐庐境内有这一处处遍及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数千年前的史前文明时期，桐庐就已经是一个宜居宜业之地。
公元二二五年，隶属于三国时期吴郡富春县的桐溪乡被析出，置桐庐县，仍属吴郡。其后千余年来，归属尽管有钱塘郡、杭州、睦州（后改严州）、金华、又属杭州等变迁，桐庐也曾设过严州州府所在地，但桐庐县名县制，始终没有更改，沿用延续至今。
在我国郡县建制史上，建县于225年并不算早（最早的县已有2700多年的建县史），当然也不算晚（全国两千多县中，千年古县800多个）。值得一提的是，将近1800年建县史中，县名始终如一，县制也始终未改的，却颇为罕见（有的县尽管建县较早，却多次改名，又已改为市或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桐庐是历史最久的县，实在名副其实。
2017年“七·一”前夕正式开馆的桐庐展示中心，在第一部分人文历史中，正式推出了桐庐的“三大文化两大”。这是当年展陈文稿课题组认真研究、反复探讨形成的，在县委常委会确认通过后布展展示。自提炼确立以来，得到历任县领导的充分肯定，多次写入县委全委会工作报告和工作报告，并写入县委决议之中。展陈以来，也得到广大市民和外地参观者的普遍认可。
1969年7月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瞬间冲毁印渚镇南堡大队，全村只剩一棵苦楝树和半个灶头。面对灾情，南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投身抗灾自救之中。1970年6月3日《》头版发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整版报道，南堡正式形成。
快递则是以来从桐庐大山里走出去的一群当代农民，他们志在四方、敢闯敢试，相继创办了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四家快递公司，业务量占据了全国快递业的半壁江山。《通达天下》《中国快递桐庐帮》《快递中国》等专著是对桐庐快递的最佳诠释。
这“两大”是桐庐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时代。当然，桐庐境内还产生过有一定影响力的敢教荒滩变绿洲的“梅蓉”和公字当头一心为民的“严如湛”等，至今都闪耀着时代的，同样是桐庐人民的宝贵财富。
三大文化是指以悬壶济世的桐君老人为核心的药祖文化，以山高水长的严子陵为代表的隐逸文化和历代诗词积淀形成的诗词文化。
药祖文化是桐庐的根和魂。黄帝时期的桐君在富春江与分水江交汇处的小山梧桐树下结庐而居、悬壶济世，成就桐君、桐君山、桐庐等一系列名称。桐君在桐庐采药品性，深究医理，“知医方药饵”，被誉为“中药鼻祖”。桐君事迹在《本草序》《本草纲目》《隋书》《旧唐书》《中国人名大辞典》《浙江通志》等均有记载。
桐庐隐逸向有传统。商圣范蠡携西施隐于分水，留下范畈、蠡湖（现里湖）等遗迹及相关传说故事；东晋名士戴颙与兄戴勃慕桐庐山水之胜，前来隐居，留下戴山地名；北宋家黄裳隐居于阆苑仙境，诗题阆苑十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同样隐居于阆苑，徜徉在富春山水间，创作名画《富春山居图》；明朝开国功臣刘基隐居在凤川，成就凤翙高岗地名；近代有马一浮、丰子恺抗战时避难桐庐；当代有美术界“七史罕人”王伯敏寓居桐庐大奇山十年。类似的人事不胜枚举。
桐庐之所以能形成隐逸文化，很大程度在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尤其是东汉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不事王侯、归隐富春山，留下千古高风，大有功于名教。经“第一流人物”范仲淹修祠作记，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赞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使之成为古代文人的偶像。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影响力维基解密黄菊自杀已波及东南亚一带，尤其韩国十四世纪涌现一位“节如严子凛生风”的“退庵先生”（金居翼），堪称韩国的严子陵。因而桐庐成为东南亚隐逸文化的起源地。
桐庐的隐逸文化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演化成宿在桐庐的向往。历代名人慕名而来，纷纷留宿桐庐。他们在桐庐无论长住还是短宿，都流连忘返。这一传统在今天更是发扬光大，以至于桐庐的民宿经济方兴未艾。这其实也是隐逸文化的现实。
桐庐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之一，是诗词文化的盛发地。自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始，历朝历代文人雅士歌咏桐庐的诗词名篇佳作数以千计。桐庐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历代诗人慕名前来，原因可概括为如下三“独”：一是“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也即自然山水风光绝佳；二是得天独厚的水通，富春江分水江是古代两条高速公，桐庐又处于枢纽地位；三是独领的严子陵钓台，且这一条尤为重要。古代文人很多人是冲着严子陵来的，严子陵是他们的偶像，钓台是家园，来过之后有感而发，吟诗填词，于是使富春江桐庐境内段成为留诗最多一段。自宋《严陵集》始，至时期的《严陵钓台志》，各种咏严陵钓台的诗集就达十余种。
另外，桐庐本土诗人也人才辈出，尤其唐代就有方干、施肩吾、徐凝、“三章”（章八元、章孝标、章碣）等卓然大家，他们的作品在《全唐诗》里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其后各代又有徐舫、姚夔、袁昶、臧承宣、臧槐等名家。
2015年6月，桐庐被授予“唐诗西”，2018年10月，桐庐创成中国诗歌之乡。桐庐已然成为钱塘江诗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
诗词文化对桐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集中体现在桐庐县域与城市品牌之中。自从范仲淹写下《潇洒桐庐郡十绝》后，“潇洒桐庐”的美誉从北宋开始，代代相传，流芳千年。至2007年被桐庐县委确定为县域与城市品牌，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后几届县委相继发布“中国画城·潇洒桐庐”“诗乡画城·潇洒桐庐”“潇洒桐庐郡，中国最美县”，真正体现这一品牌，蕴含着独特的山水禀赋、深厚的人文积淀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元素。因而可以说，“潇洒桐庐”是最具桐庐特色和品牌影响力的宋韵文化之魂。
以上这“三大文化”，是桐庐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形成的最具代表性和桐庐辨识度的文化积淀。“三大文化”充分体现了桐庐文化的深度、广度与厚度，值得我们传承。（未完待续）